宫廷画师郎世宁
郎世宁没有画过康熙，他是在康熙去世后才来到中国的。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 50 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去世后葬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传教士墓地内。
郎世宁有后代吗
楔子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国艺术几乎始终没有受到过来自他国的影响。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播下了外来艺术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种子。
这些满清时期旅华的外国传教士，如耶稣会士艾启蒙（伊格内修斯·西歇尔巴特 (Ignatius Sichelbart)）和王致诚（让-丹尼斯·阿蒂雷 (Jean-Denis Attiret)），将他们的原创艺术和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
他们还通过将西方的表达方式与东方华夏的特有“公式”相结合，缔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滥觞16 世纪末，拉丁语和其他欧洲本土语言的传教士作品的插图小册子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播。
他们表达了远在异国他乡的侨民的信任、钦佩和支持。
主要地理目标首先是东印度群岛，然后继续向东方推进：马来亚、巽他（这个历史地区有些复杂，可以粗暴地认为是印尼地区）、中国和日本。
1586 年，一本仅包含有关中国的文字，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米歇尔·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两位耶稣会士的活动的插图小册子，在欧洲发行，共有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等五个版本。
罗明坚和利玛窦
罗明坚所绘大明国舆图罗明坚所绘大明国舆图 细节利玛窦所绘堪舆万国全图 修复版早些时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精彩描述，也很可能引起了欧洲人对天朝的兴趣。
这种对另一种文明的兴趣鼓励传教士坚持这种做法。
郎世宁，八骏图因此，法兰西的耶稣会士写下了在欧洲引起轰动的作品，其中描述了来自华夏这个古老国度的异国情调和可怕的故事，这另一方面推动了基督教的殉道学（martyrologue）的飞速发展。
这些耶稣会关系很快就形成了系列丛书，从 17 世纪初开始，这些系列的阅读变得非常流行。
发展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的信息在扩展欧洲对更广阔世界的知识和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耶稣会士的制图概括也极大地帮助了欧洲地理学家填补了世界地图的许多空白。
关于中国艺术品的长篇描述文字和图画激起了大批欧洲无良商人的野心，尤其是装饰艺术家的想象力下肆意yy的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
在整个欧洲，一种新的时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狂热（sinomanie）。
欧洲人开始生产、装饰新材料、美妙的珐琅和精致的瓷器。
中国设计和图案的原始形式甚至渗透到诸多的欧洲艺术中。
艺术经历了各种影响。
除了在 17 世纪初通过它让欧洲了解中国之外，耶稣会士还被允许渗透到中国社会并在宫廷中立足。
18 世纪初，由于装饰瓷器的流行，耶稣会士能够利用艺术来传播信仰，或者更简单地用于装饰。
无论如何，如果西歇尔巴特和阿蒂雷确实对中国艺术吸收西方艺术长处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么郎世宁（Lang Che-ning，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的画作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受赞赏的。
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宫廷发展了他们的绘画艺术。
在最优秀的人才中，我们看到了郎世宁，他的名气无疑不仅源于他受到西方公众高度赞赏的精湛艺术，还源于他数量可观的绘画作品。
朱塞佩·郎世宁朱塞佩·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年 7 月 19 日出生于米兰，是彼得罗·郎世宁 (Pietro Castiglione) 和玛丽亚·维贡 (Maria Vigone) 的儿子。
1707 年，他加入耶稣会，被送到日内瓦见习，在那里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对艺术的巨大热情使他放弃了主要的宗教使命，但仍然作为兄弟保留在教会中。
他在另一位耶稣会艺术家同僚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的画笔下学习了大型绘画的基础知识，波佐以罗马罗马圣依纳爵（Saint-Ignace）教堂中殿的装饰而闻名。
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的四年里，郎世宁在热那亚（意大利）和科英布拉（葡萄牙）教堂的巨大祭坛上绘制了壁画。
这些已经表明，他无疑是一位合格的画家，但在巴洛克风格的提炼方面并不是很有创新精神。
从现存的他的一些在奔赴满清前的早期画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即他肯定是一名合格的学院派画家，但仅此而已。
出发前往中国加入耶稣会八年后，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他抵达中国，致力于这片天子之地的天主教传教事业。
同年，27 岁的他获准前往清朝首都北京。
多亏利帕神父（père Matteo Ripa）的帮助，他才得以特别觐见康熙皇帝。
这是他一生中最崇高的时刻，或许是因为他被康熙的魅力所吸引？鬼知道，反正自那时起，郎世宁决定将自己终身奉献给满清宫廷，在那里他辅佐了祖孙三代满清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
在 1715 年底觐见康熙之前，他就学习了宫廷习俗、礼节和礼仪。
关于他在康熙时期的活动我几乎一无所知。
他住在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天主教东堂，学习中国画，偶尔也入宫作画。
在康熙一朝，郎世宁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他和马泰奥·里帕神父都必须学习中国绘画。
康熙不喜欢油画，因为年代久了就会变得黑乎乎的，模糊不清。
于是郎世宁与其他传教士画师不得不学习使用胶质颜料在绢上作画的艰难技巧。
一笔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笔，也不容修改润饰。
笔触偶有踌躇或下笔太重，画作就会被毁。
不难推断，在这段艰难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中国画技法中在包括丝绸在内的不同柔软载体上作画的技能，而且他们渐渐更喜欢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微妙性，而不是欧洲油画的那强烈对比。
在旅华的 52 年里，郎世宁是代表着欧洲绘画艺术理论与技法的画家、设计师、导师和传播者。
雍正继位后，各省督抚为了迎合皇上，纷纷奏说祥瑞，雍正也以祥瑞与天人感应之说，为自己的统治作宣传。
雍正元年九月，郎世宁看准机会献上了一幅《聚瑞图》，这是目前所知他来华后的最早作品。
这幅画正合雍正的心意，从此郎世宁开始了宫廷画家的生涯。
《聚瑞图》的创作年代为 1723 年，即雍正元年，是郎世宁现存最古老的画作之一，如今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印记。
第二年十月郎世宁又画了一幅《嵩献英芝图》。
画面正中是只立于石上的白鹰，右边是一棵弯曲的老松树，下面是湍急的流水，树石间还画有灵芝草。
此画取“松”“鹰”的谐音，显然是为了表示臣下对皇帝的祝颂之意。
另一件同样著名的作品是同一时期的一幅名为《百骏图》（1728）的画卷。
马一直是中国画中最受喜爱的题材。
郎世宁通过他的技巧，既透着细微差别又流露出欧洲的精致，成功地以不同的姿势诠释了这种动物。
雍正六年，郎世宁完成了这幅著名的《百骏图》。
这幅画构思巧妙，充满生活气息，百匹骏马姿态各异，呼之欲出，表现了他高超的写实技巧，是他画马的代表作。
他在参与《聚瑞图》和《八骏图》等作品的绘制时，根据雍正皇帝的喜好对画面的明暗和色彩进行了调整，雍正当然非常赞赏这种努力的结合尝试，他赏赐给这位意大利艺术家了十二卷御用丝绸。
雍正甚至还赏赐过他一顶夏帽，足见皇帝对其的器重。
传统的中国花卉画以深色调进行，而颜色更多的是采用润色分散视线，捕捉植物元素的精确再现并不是主流之道。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传统绘画美学中，植物和花卉总是缺乏自然层面的精确体现，空有其韵，无有其骨。
它们有一个明确的或隐含的年龄，或者它们就像植物的一个独立部分而不是隶属于整体，不再处于绘画的时间或空间限制之内，超然物外。
然而，郎世宁通过植物学的精确性，以微妙的再现感呈现花朵及其花瓶的色彩，从而增强了它们的外观和布置。
这种绘画风格很可能是艺术家对西方绘画美学中相互冲突的传统的诠释的简化。
郎世宁知道如何将色彩的细微差别引入同一件作品中。
同时，他还在宫廷教授油画。
在广东巡抚年希尧的帮助下，他将其导师波佐的论文《绘画与建筑的透视（La perspective en peinture et architecture）》翻译成中文，该书的中文版于 1729 年问世，但是是和年希尧一同完成的，名为《视学》。
年希尧所撰《视学》，一名《视学精蕴》，初刻于清雍正七年 (己酉本，1729) 刻印。
后经 “苦思力索，补缕五十余图，并附图说” 于雍正十三年 (乙卯本，1735) 重刊，是清代最早系统地阐述图学理论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画法几何的著作。
《视学精蕴》己酉本，在我国是否尚有存书，不得而知。
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乙卯本，此本已改书目为《视学》。
年希尧的《视学》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上也堪称早期画法几何的代表作，比法国数学家被誉为画法几何学奠基人的蒙日（Gaspard Monge）于 1799 年出版的名著《画法几何学（Géométrie descriptive. Leçons données aux écoles normales）》早近 70 年。
《视学》是一部关于线性透视法的几何学原则论著。
全书图文并茂，阐述透视原理。
介绍了透视学中的基本课题，包括技法方面的量点法和截距法；透视角度方面的平行透视和成角透视；视平线位置方面的仰望透视法，以及轴测图上中心光源阴影的处理等。
在图例方面，年氏对一般立体图形均用二视图表示尺寸及形状，再作底面次透视图，决定各特征点之高，最后才把整体透视图画出来。
书中所用术语，有的至今沿用不废，如“地平线”、“视平线”等。
全书含透视图版一百四十多幅。
书中的例图多为中国器皿、建筑图样，部分图版配有作图理论和方法。
下图为清雍正十三年增刊本。
《视学》英国皇家学院有原稿，国内仅存两部再版本。
这里有必要花些笔墨说一下年希尧。
年希尧，也就是著名历史人物年羹尧的亲哥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几何学家兼医学家，年希尧才华非常全面，而且他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人，这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清代是非常难得的。
年希尧学贯中西，他既善于史书编纂，还精于医道，并且精于数学几何学，可以说年羹尧算是中国清代史上的全才大家。
除了编撰史书，年希尧还编撰了一部医科全书《年希尧集验良方》，全书分为养生、急治、中风、预防中风、伤寒、感冒等50余类。
所选皆为经验良方，较切临床实用。
年希尧的这部著作对中医理论具有一定的贡献。
除了这些，年希尧主要强项在于几何学，他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几何学家，年希尧早年就曾对几何学极为痴迷，后来又与康熙年间来华的郎世宁结为至交好友，在郎世宁的推荐下，年希尧接触到了欧洲更为精深的几何学，于是就有了《视学》这部著作产生，它被年希尧用来推广几何学，希望引起国人的重视。
可惜的是由于后来清朝的腐败没落，以及当时中国人对数学领域的不重视，《视学》没有得到太大的推广，甚至后来原稿都被列强所掠走，年希尧的这部著作原稿现存于英国皇家学院，而我们国内目前仅存两部再版。
年希尧的《视学》二卷本是中国十八世纪在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除此之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测算刀圭》三卷、《画体比例便览》一卷。
除却这些身份，年希尧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中后期，年希尧曾经出任广东布政使兼署广东巡抚、工部右侍郎。
雍正四年（1726）授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但因功绩太大，在雍正十三年（1735）被多疑的皇帝削职，后半生就司管景德镇厂务。
因其器多蛋青色，洁白莹素，兼有青彩、描银、暗花、玲珑诸种巧制，仿古无一不精，被尊称为“年窑”。
也算是一生跌宕起伏了。
话题再回到郎世宁。
虽然雍正对于郎世宁的绘画能力非常认同，由于西方传教士在康熙末年参与了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因此雍正对传教士深恶痛绝。
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间，禁教之令极为严厉。
直到乾隆即位后，局面仍未改观。
正是由于雍正本人对于洋人有着很深的忌心，因此郎世宁在雍正朝并没有绘制皇帝肖像画的机会。
雍正帝西洋假发照我们知道雍正对西洋文化很感兴趣，还曾经戴假发让画师作画，但他却始终没有给郎世宁这个机会。
雍正帝正装照虽然在雍正一朝郎世宁郁郁不得志，但当时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对这位外国人的美术作品十分感兴趣，而在其即位之后郎世宁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人生的巅峰郎世宁在乾隆统治时期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
他流传至今的大部分画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当时，他在北京教授建筑制图并设计圆明园的喷泉。
乾隆元年五月的一天，当乾隆像往常一样来到画院时，郎世宁突然放下画笔，跪伏在乾隆面前，从怀中抽出奏疏请求放宽教禁。
他的这一举动，使在场太监们惊呆了。
但乾隆却和善地对他说道：“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唯禁旗人不信奉之耳。
”意思就是只要不是满人信教就不会追究责任。
十天之后，乾隆下旨可以自由布道。
然而事隔不久，一名叫刘二的教徒给垂死新生孤儿施洗礼，有人举报刘二是迷拐孩童的人犯，并将其抓入大牢，朝堂上再次出现了要求乾隆禁教的声音。
为此，乾隆二年十月朝廷又颁旨禁教。
第二天，郎世宁再次于画院冒死陈奏。
他对乾隆哭诉：“皇上禁绝吾侪之宗教，满城张贴斥天主教为邪教之上谕人何能再为万岁供职？西洋人又何敢再来此效力？”请求皇帝格外施恩。
这次又是郎世宁出面向乾隆解释了来龙去脉，虽然之后刘二没有被释放，但在郎世宁的苦苦哀求下，乾隆终于改变了主意，恃谕：“刑部以迷拐人口大干国纪，特行严拿治罪。
然此案于天主教人及传教士毫无干涉。
”此谕下达后，禁教之旨置而不问。
”这让郎世宁在传教士中拥有了十分尊崇的地位。
当然郎世宁的求情也不是每次都管用，但郎世宁在求情不成后也没有太过沮丧，更没有对乾隆咄咄相逼，这让他和乾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让他能够在中国得到善终，尽享哀荣。
有人欢喜有人忧，法国耶稣会不干了，担心郎世宁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天朝独享荣宠忘乎所以，为了与郎世宁在中国的影响相抗衡，乾隆三年，法国耶稣会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王致诚来到北京后，也供奉内廷，常和郎世宁一起作画。
从王致诚后来的书信中得知，当时郎世宁等人的工作条件并不优越，他们的画室只是几间平房，难避寒暑。
“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热。
视为属民，皇上恩遇之隆，过于其他传教士，但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作画时颇受挚肘，不能随意发挥。
”清朝宫廷里，画家们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管辖，被称为“画画人”。
“画画人”分成三个等级，所得生活费是一样的，每个月三两；工钱则有级差。
由于郎世宁的绘画才能深得乾隆赏识，在乾隆年间被封为正三品，从而享受到了最高一等画画人的待遇。
乾隆不喜欢某些西洋画法，常常提出一些使他们颇感为难的要求。
郎世宁为了达到艺术传教的目的不计较工作条件，尽力迎合帝意，创作了大量使乾隆满意的作品，这和之前侍候雍正时期的态度一样样。
乾隆二年，他和中国画家唐岱等人一起，创作了《圆明园全图》。
之后又绘《写生册》、《十骏图十轴》、《东海驯鹿图》等，皆受到乾隆的好评。
这幅《圆明园全图》之花园正面五是原画作，而不是后期的版画，现藏于法国某家族《十骏图》之雪点雕 轴《十骏图》之霹雳骧雕 轴《十骏图》之霹红玉座 轴东海驯鹿图一日，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
”乾隆又追问：“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郎世宁答：“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
”乾隆问：“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 块。
”皇帝遂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
此后郎世宁便没再受到刁难。
不过他还是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 11 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二百幅人物画中最著名的一幅。
《心写治平图》，别称：乾隆帝后妃嫔图卷。
画卷依次呈现了乾隆帝、皇后以及十一位妃嫔：贵妃、纯妃、嘉妃、令妃、舒妃、庆嫔、颖嫔、忻嫔、惇妃、顺妃、循嫔。
每位均为头戴吉服冠、身着吉服袍的半身肖像，右侧都附上榜题。
此卷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贵卷首为：乾隆元年八月吉日，以后依次为：皇后、贵妃、纯妃、嘉妃、令妃、舒妃、庆嫔、颖嫔、忻嫔、惇妃、順妃、循嫔。
其中皇帝、皇后、令妃为郎世宁所画，其余七人为郎世宁的弟子所绘，最后三人是其他宫廷画家续画。
除了以画闻名外，郎世宁还在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乾隆十二年，他奉旨设计了圆明园中长春园的西洋楼群。
这是一组欧式建筑，占地约为四公顷，以三面不同的围墙划为三部分。
第一面围墙中，主要建筑为谐奇趣和它的附属部分养雀笼等；第二面围墙中，主要建筑为万花阵花园；第三面围墙内则为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山、线法墙等，这组建筑异常壮观。
海宴堂外有 12 个报时水力钟，郎世宁把它设计成十二生肖，以铜铸成兽头，按时喷出水流，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十二兽首。
该组喷泉将代表东方的十二生肖文化与西式喷泉建筑相融合。
兽首特殊的红铜材料、精湛的制作工艺、巧妙的结构设计，不论在当时还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艺术造诣、审美水平和科技价值。
12月 23 日，“盛世回归—圆明园国宝兽首暨清宫珍宝展”开展仪式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举办，本次展览截止到 2024 年 2 月 18 日。
此外，他还画出了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包括著名的谐奇趣、蓄水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和大水法。
在最后一部分BONUS里有这一套图。
例如十八年，乾隆想锦上添花，要在水法殿西平台桌案上添玻璃灯一对，便令郎世宁画样。
郎世宁画得西洋式玻璃灯纸样二张呈览，乾隆非常满意，令“照样准做”。
长春园西洋楼复原图这座西洋楼让我看到了枫丹白露宫的影子。
但看起来，中西结合布满琉璃的圆明园的西洋楼，显然要比枫丹白露宫更具档次。
就在这一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离开原牧地，到达清朝定边左副将军的驻地乌里雅苏台。
乾隆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
第二年五月，他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赐宴、晋封。
为了用画面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郎世宁和王致诚等人赶赴避暑山庄，画了多幅厄鲁特首领的肖像画。
此后以郎世宁为首的中外画家，又完成了两件以杜尔伯特部内徙为题材的巨幅作品。
一件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领文武官员和杜尔伯特部上层人物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技表演的场面。
郎世宁，马术图另一件为《万树园赐宴图》，记下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
他创作了一系列平定回部叛乱为主题的绘画，宣扬了清皇帝的军事威力。
郎世宁，和落霍澌之捷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郎世宁，平定伊犁受降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郎世宁，库陇癸之战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郎世宁，乌什酉长献城降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郎世宁，凯宴成功诸将士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乾隆平定了准噶尔回部的叛乱，他希望用一组画作纪念这个时刻。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制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由当时清宫内的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四人起稿绘图，第二年又命丁观鹏等人用宣纸依原稿作着色画，原图稿完成后送至法国雕刻铜版。
丁观鹏我在这里点一下。
郎世宁与丁观鹏皆是清代雍、乾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前者是正统派的欧洲意大利传教士画家，来到中国学习了传统中国画，后者是以传统手法为主的中国佛画家，师从郎世宁学习了西方油画。
对东西方绘画而言，这便是早期的中西融合和艺术创新。
虽然二人的创新都受到了皇帝的“指导”和限制，但表现出的画面形式却有很大不同。
此人我以后会专门分析。
下图是他和恩师郎世宁合作的《弘历观画图》，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
郎世宁、丁观鹏，弘历观画图完整的一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包括 16 幅铜版画，18 幅文字，文字为乾隆御题序、战图诗文等，为木板印刷。
在最初送至法国雕刻铜版完成后即印制了 200 张铜版画送回国内。
乾隆三十七年清内府又再印制多份。
较珍贵的 200 份战图大多被乾隆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或分藏于各行宫园林中。
现可见的战图大多为时再版印制。
直至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年)，十六幅原稿、铜版、印画才全部完成后并送回至宫廷，历时十三年之久，花费约204000里拉（法旧币制一里拉约为一两白银）。
可见成品的仅艾启蒙一人。
为了能够方便画作印刷，乾隆决定用西洋铜版画的方式来绘制这组图画。
完整的一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包括16幅铜版画，18幅文字，文字为乾隆御题序、战图诗文等，为木板印刷。
在最初送至法国雕刻铜版完成后即印制了 200 张铜版画送回国内。
乾隆三十七年清内府又再印制多份。
较珍贵的 200 份战图大多被乾隆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或分藏于各行宫园林中。
现可见的战图大多为时再版印制。
但乾隆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落后的风险，因此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国际社会科技的脱节之后也成为了导致清王朝覆灭的主因。
郎世宁绘乾隆像郎世宁为圆明园增添了西洋奇趣，又为乾隆的文治武功描绘了生动的图画。
为此乾隆“尤赏异”。
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国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郎世宁已是七十岁，乾隆特为他庆寿。
庆寿那天早晨，郎世宁先在圆明园接受恩赐。
赐品为头等绢六匹，朝服一袭玛瑙项饰一环，御书颂辞等。
然后，他在乐队二十四人、满洲官四人的簇拥下，向城内教堂行进。
沿途百姓欢呼迎接，京都教士齐集南堂向他道贺。
庆寿过后，这位古稀老人又拿起画笔，像往常一样勤奋创作。
连绘《佶闲骝》、《玛瑺斫阵图》，刻画了在平定准部的战斗中，“身被十创、裹创复战”的勇士玛瑺（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军事将领，乾隆年间因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立奇功，入紫光阁五十功臣）的英姿。
郎世宁还为北京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作过壁画，东西两壁的画均为室内陈设透视图，形象十分逼真“遥而望之饬如也，可以入矣。
即之，则犹然壁也”。
宣武门天主教堂我没去过，但是北京西什库教堂我很久以前去过，北堂里边到是有一幅郎世宁的画作。
最后时光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1766 年 7 月 16 日），郎世宁在 78 岁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
乾隆特赐予侍郎衔，赏银三百两为他料理丧事，并将他的遗体隆重地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外国传教士的墓地内。
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去世甚为关切，特地下旨为其料理丧事。
郎世宁的墓碑上刻着皇帝旨谕：“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
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叁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
钦此。
”墓碑的正中下方为汉字“耶稣会士郎公之墓”，左边为拉丁文的墓志。
尽管在教会与皇帝之间存在着摩擦与误解，但乾隆对郎世宁这位老传教士依然表现出了真切的依恋之情，他甚至亲自为郎氏撰写墓志，足见其怀念之情。
关于郎世宁的葬礼，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但从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对此事件的描述，由此不难想象郎氏葬礼的真实情形。
那是一种基督教与中国风俗融合在一起的礼仪：长长的送葬队伍以及吹奏殡乐的乐手们为前导，后面是执幡举旗的送葬人，再后为一座装饰有柱子和丝绸刺绣的大轿亭，亭内置放着十字架。
随后是两两相跟的基督教徒，挥动着旗子和蜡烛缓缓前行。
死者的漆木镀金大棺，被安放在用丝绸和刺绣装饰的华贵的棺罩内。
棺罩底部的木架附在两根直径一英尺、长度和厚度比例相称的木杠上，以便肩扛。
棺罩有四柱之称，柱上覆有白绫，柱间以丝绸扎成的绣球连接。
抬棺者多达 60 到 80 人，分列于棺罩的两侧。
朝廷的官员，有的是钦派的皇室成员，骑马护送灵柩直到离开北京约6里的墓地。
送葬的异教徒亦参加葬礼的所有祈祷。
身着白衣的修道士要按照中国礼仪在棺前跪拜三四次，旁观者的哭声更增加了悲伤的气氛，即使再冷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
由乾隆皇帝亲撰墓志铭的墓碑郎世宁逝世后葬于北京西阜城门外的滕公栅栏（即万历皇帝赐葬利玛窦之地，日后成为了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墓地）。
而关于他的墓碑的发现则有以下说法：20世纪初，一位传教士 杜康神父，在北京平原地区发现了郎世宁的墓碑。
对于这一发现的经过，他曾作过以下描述：从卢沟桥过了永定河之后，我们顺着河堤向南走，大约走了两里地，一条路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边是 13 英尺高的河堤，另一边是比路面略低的农田。
路的两旁是有着几百年树龄的大树，为我们投下了浓浓的树荫，挡住了夏日炎炎的烈日，令人感到十分惬意。
我们边走边聊，走到了一个小村子，正对着长辛店，它们被一条大河分开了。
“神父，就是这里了。
”一位基督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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