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开凿顺序

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代通过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洛阳天津桥：天津桥是隋唐大运河洛河洛阳段的重要附属遗存，位于隋唐洛阳城皇城以南、应天门至定鼎门的连线上，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格局的重要地标。天津桥前后延续600余年，遗址位于今洛阳桥西约400米的河床内。天津晓月：天津晓月亦为洛阳八景之一。天津桥初建于隋大业三年，原是一座浮桥，隋末被毁。唐玄宗时建造为石桥，又称洛阳桥。北与皇城南门端门相应，南与定鼎门大街相接，桥上原有四角亭、栏杆、表柱，清雅幽静的意境使“天津晓月”成为著名景观。可惜自宋以后，战火连绵，建筑物大多被毁，天津桥亦未幸免。民国年间在附近建一碑亭，伫立于洛河中央，其西今又建两座大桥。堰洛通漕：2014年借由古沉船发掘而扩展开的洛阳漕运水系考古勘探，发现横亘汉魏洛阳城与偃师商城一线、位于夏代二里头遗址正北的洛阳沟，兴修时间竟然远推至夏商时期——它是已知洛阳乃至国内最早为都城服务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很可能是最早的。此后至隋唐之间，兴修水利工程和漕渠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汉代，洛阳的漕运“小气候”已经相当发达，能够“东通河济，南引江淮”。这次全面调查，除了洛阳沟的勘探，还摸清了谷水、洛水等河流与漕渠的走向，确定了汉魏时期千金堨、堰洛通漕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遗址的位置，也是很大的突破。2014年，考古人员在洛河以北首阳山一带，勘探了一段约3公里长的洛阳沟，其在地下三四米深处，沟深十多米、宽七八十米，人工修筑的痕迹明显，南岸还有人工抬高的痕迹。南岸上有早于商代的三层人工堆积的花土，总厚1.55米。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往南溢，是应对邙山山洪的排洪沟。2014年，考古人员循着文献中的线索，在如今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因为缺水后来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而为一。清汴工程：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汴河引黄河水所引起的淤积问题，进行了清汴工程。开渠50里，直接引伊洛河入汴河，不再与黄河相连。但这仅是一个历史阶段，伊洛河直接入黄河仍是历史主流。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意义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沿途经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北四省以及天津和北京两市。

大运河全长共计1797公里，是世界上里程最长、耗费最大、影响最久的古代人工运河，与“万里长城”和“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京杭大运河至今都在使用，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又一个象征。

回顾大运河的历史，还要追朔到公元前486年时，因为那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凿建，距今已有了2500年的历史。

到了秦始皇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局面，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建和修缮工程。

《越绝书》记载: 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隋朝时期，终于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上百年的历史，终结了国家四百年的动乱局势。

到了隋炀帝杨广当政时，开始全力扩建和完善大运河，最终才完成了今天“北京——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前身和雏形。

杨广（569年——618年），隋文帝杨坚之子，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事实上的亡国之君。

但事实上，杨广其人年少有为，仪容俊美，文武兼备。

《隋书·世祖本纪》这样描述： 上美姿仪，性敏慧，沉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杨广本人也精于诗词，文采飞扬，他所作的《春江花月夜》：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隋书·文学传序》记载： 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

据统计，《隋书·经籍志》中共收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中，也录存了杨广的诗作40多首。

可见，杨广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胸中有沟壑”的青年才俊，而绝非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不学无术和浪荡公子。

开皇元年(581年)时，杨广被册立为晋王。

后又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后征拜为雍州牧和内史令等职，开始在政务中锻炼和学习。

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就被隋文帝委以重任，担任大元帅直接统领隋朝50万兵马南下，向富庶的陈朝发起统一战争。

充分说明，杨广既深得杨坚信任，又颇具个人能力。

尽管，当时的隋朝已经势力庞大，几乎剿灭了所有的割据势力。

但仅剩的陈朝却据有天险长江，所有人包括隋文帝杨坚，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持久战和消耗战。

之前，先秦的符坚率“百万大军”都没能突破长江的天堑，在淝水之战失败后，逐渐衰败灭亡。

可是，在杨广率领下的隋军，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英勇会战，一举就突破了长江的天堑，击溃了陈朝的防卫力量。

对南方普通百姓，杨广军秋毫无犯；对陈朝库府资财，杨广军一无所掠。

经过此战，杨广的个人威望达到了空前鼎盛状态，赢得了“天下皆称广为贤”的名声。

个人感觉，杨广的这份功绩，要比后来李世民平定各路散沙的农民军与割据势力的功劳要大出许多。

灭陈之后，杨广也众望所归地受封太尉，统领大隋所有军队。

这样，杨广那颗不安稳的内心开始跳跃了，开始躁动了！《资治通鉴·隋纪》记载： 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

《资治通鉴·隋纪》还记载：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

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送，上意甚喜。

太子杨勇被废之后，于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正式被隋文帝立为太子储君。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杨坚病逝于大宝殿，太子杨广即皇帝位。

为了巩固统治，杨广赐死了已经被贬的废太子杨勇，次年后改元大业。

所以，文武兼备的杨广，一路走来直到登基称帝，也算得上是一步一个脚印博出来的。

尽管有过阳谋，甚至阴谋，但历朝历代的夺嫡争宠皆如此，似乎也无可非议吧。

604年底时，刚刚登基为帝的杨广，立即下令调发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三百万农民，开发各段的运河。

首先开凿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紧接着又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大约1000公里的“通济渠”，直接贯通了黄河与淮河的连接，并同时改造邗沟和江南旧有的运河。

三年后，杨广再次下旨，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的工程，连通了广通渠，形成完整连贯的运河系统。

610年，杨广开凿了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大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段。

最终，历经前后多达数百万的民力，基本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主体规模。

大运河的开通，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统统连接了起来。

如此浩大的工程，的确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伟业，第一次实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连接，融合了两个不同区域的文明。

隋炀帝此举，为后世的子子孙孙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但是！工程修筑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而且工期过于集中，使得原本应该几代人来完成的工程，硬生生的在他手里就完结了。

这样，聚集起来的矛盾根本没有来得及化解或缓和，就形成了来势汹汹的恶果，接踵而至的各地起义和叛乱，直接将来之不易大隋王朝的一统江山给断送掉了。

同时，杨广也背负了千秋的恶名。

《隋书》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当时修筑运河给民众带来的苦难。

611年，王薄在长白山爆发起义，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幕。

之后，刘霸道、孙祖安、窦建德等人，纷纷率领各地的农民起义反抗隋朝，并且规模日益壮大。

613年后，农民起义的范围不仅波及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开始向全国范围扩展蔓延，一时间隋朝开始四分五裂。

616年，杨广被迫从洛阳迁往江都，组织残余力量进行平叛，隋朝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

　617年，唐公李渊在太原起兵，同年就攻入了长安。

他名义上继续拥护大隋的统治，推举杨侑为新帝，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

　618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杨广在兵变中被叛军缢弑，隋恭帝杨侗谥世祖为“明皇帝”。

唐朝时，改其谥号为“炀皇帝”并且沿用后世直到今天。

隋朝大运河的修凿，成为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

那么，为何隋炀帝杨广要执意开凿这条大运河? 很多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单纯就是为了贪图个人享乐，为了巡游江都风光。

而事实上，在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的确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次都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笔者本人也认同，杨广修凿大运河的确有此动机。

但是，如果这是他唯一目的，那就将杨广这个有作为的皇帝太过简单化了。

他更主要的原因和意图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政治意图 隋朝虽然结束了纷乱的局面，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

但是，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与混乱，所导致的政治分歧是不可能一措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磨合。

看似已经统一的隋王朝，时时处处都被各大门阀势力掣肘，不得不经常进行妥协，勉强维持这种统一的局面。

当时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共五个姓氏、七大势力。

而且，南方的多支势力尤其是残余政权，亦不容小觑。

作为有抱负的一位继任者，杨广难以再继续容忍南方势力和各门阀势力游离于帝国的统治之外。

为了彻底改变此种局面，打破长江天堑和山水阻隔，显得势在必行。

而且，如此浩大的工程，其宣传意义和象征意义也是极其巨大的。

二、经济意图 在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中，北方的战乱局势要远盛于南方，所以在南北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

南方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隋帝国的绝对经济中心和财税支柱，成为全国鱼、盐、棉、麻、丝等的主要供应地，尤其作为全国的产粮中心区，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 开皇、大业时，全国共有六大粮仓。

分别是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广通仓、河阳仓、常平仓。

大家很容易发现，这些国家级的粮仓，大都建在北方洛阳和西安附近。

那么，问题来了，产粮区主要在南方，而储粮区主要在北方，南北之间的粮食运输，自然要首选水路的运河最为便利和快捷。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区域间发展差异，自古有之，既然南方产粮，为何不索性在南方建粮仓，而非得在北方修建粮仓？首先，由于我国古代的统治中心历来在北方，所以粮仓作为战略物资，存放于北方是易于理解的；其次，南方气候潮湿，不利于粮食的存放，古代远没有现在的存储技术；最后，在隋朝时，主要的军事隐患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因而粮仓建在北方，便于尽速供应前线。

三、军事意图定都于长安的隋朝，为了继续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犯，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大量军队，而所需要的军粮，单靠北方甚至是国家粮仓调运都显得捉襟见肘。

因此，尽快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南方的原有政权虽然被消灭了，但旧有的势力却依然存在，这些残余势力一度开始与中央进行叫板抗衡。

为了威慑这些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控制，军队的频繁调动在所难免，而水路无疑是第一选择。

除此以外，由于中国长期战乱，使得东夷和南蛮都对我国不再忌惮。

其中的高丽、百济、新罗、流求和倭国，尽管互不统属但却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对中原王朝也没有以往的尊重。

所以，从军事角度讲，大运河的开通对此意义重大。

四、文化意图 南北朝在长期的分裂中，缺乏交往，尤其在文化方面，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原先固有的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尤其是在北中国，汉族对外来文化，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现了一种包容和汲取的精神，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进行了交融。

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方面皆如此，不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

《续汉书·五行志》记载： 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

期间，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等在原汉族地区，建立过局部的割据政权。

在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时，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混杂。

这种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南方的汉人政权中就没有太多的体现。

南方的文化比较柔和含蓄, 北方的文化就比较粗狂, 毕竟北方的纯粹汉文化，已经被冲刷的寥寥无几了，胡人留给我们唯一的印象，估计就剩下佛像和石窟了。

开通大运河后，除了官方和军事用途外，民间的往来也大为便利，极大地繁荣了文化间的交往。

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

虽然，杨广巡游的确存在寻欢作乐的行径，但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似乎大都如此，相差无几吧。

隋炀帝的巡游，一定程度上也能算是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吧。

所以，客观的讲，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的确有个人享乐的成分在内。

但是，对于各方面的积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作用外，大运河对于后世的积极影响和意义也显得意义非凡。